学校不只是向学生灌输知识

张汉珍所着《教育春秋》,是一本教育者亲自撰写的书,由此可以窥视半个世纪新中国教育的概貌。作者以朴实的文字,带有口述历史的性质,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教育做了生动直观的描述和记叙,对1958年的大学“教育革命”,也有客观的叙写分析。上世纪70年代后期,他从一个教师,走上教育领导岗位,亲自组织与实践了一些教改活动,并从中总结出某些经验和规律,对于当前的中学教育工作不无借鉴意义。在我看来,这是一本可读可信的书,是天津教育史,至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。
中国论文网 50年代初期的教育公平,迎来了我国教育的新曙光。
我国50年代初期的教育,严格地说,还处在草创阶段,许多方面并不成熟,也不够清晰,如培养目标、教育方针、学校建制、课程设定、教育管理等诸方面,基本上遵循或者参照民国教育、延安时期教育的路线和方针,以民本思想为指导,以提高国民素养为目标,艰难地前行。特别是在广大农村,主要采取了革命老区的某些教育、教学经验,办学兴教,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。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教育的公平性原则上。在解放区,所有的儿童,凡能接受教育的人,都可受到教育,都有书念。除此之外,政府还办起了冬校、夜校,开展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,使一大批不识字的农民,认上1500字,摘掉文盲帽子,他们的文明素质也进一步提高。这样,老区所有的群众,几乎都可获得受教育的权益,如同他们政治上获得了自由和民主,教育上也同样获得平等的待遇,这一点,前所未有。
在张汉珍的《教育春秋》中有这一段真实记录。他的老家山东宁津县,是一个革命老区,那里经济落后,文化也不发达。当他该上学念书的时候,故乡还在战火交并、社会动荡之中。由于新生的革命政权刚刚建立,土改、镇压反革命、互助合作社运动,此起彼伏,异常频繁,自然也会影响到他的学习。所以,他入小学之时,已经是半个劳动力了,经常参加田间劳动,帮助大人干活。当时有些小学村里还给了土地,专门让师生耕作,收成归学校,又能得到锻炼。农民的孩子不但有学可上,还是“免费”,是义务性的教育。那时,学校的建设、老师的工资等,都由国家和村乡包下来。在学校,老师与学生感情融洽,学生之间也平等相爱,没有歧视现象。不管学生的出身如何,家庭状况穷或富,在老师眼中都是一样的,不厚此薄彼,一视同仁。他写道:“有一年,春节前的期末考试,还有一门音乐没有考我就病倒了,学校就等我好些上学后补考了音乐,而我得到了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,学校还奖励我一条白毛巾。”这种平等、博爱的风尚,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。
另外,教育�l展的不平衡,使一些落后地区没有中学,因此,这一地区的学生就向较发达的地区流动。当时,招生不分彼此,不问地区,只要参加考试,重视的是分数,成绩合格,一律被录取。所以,那年月,中学的同学是“来自五湖四海”,这正体现了教育的公平、公正。大批人才脱颖而出,许多人成为栋梁之材,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做出极大贡献。农村的许多穷苦学生,也纷纷跳出“龙门”,改变了一生的命运。张汉珍便是如此。他的家乡宁津县,在山东、河北两省交界上,经济文化落后,县里因没有高中,他初中毕业后,跑到毗邻的河北沧州来赶考,后被河北的高中录取了。所以,他感谢那个时代的教育平等机遇眷顾了他,才有了他的今天。
他在书中写了这么一件事:“进校后遇到的困难是入校体检,说我得过肺结核病,现在已经钙化,但还得隔离三个月,另外还有两个同学,学校专为我们开了一间宿舍,给我们开小灶,适当增加了营养,上午补课,下午休息――学校派了校医负责为我们打针吃药,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养,也很快恢复了健康,回到了原来的宿舍。”因为他生病落下了功课,学校还派了老师专门辅导、补课,经过他刻苦钻研,很快追上大家,并在全校数学竞赛中,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。
此外,在升学录取当中,没有后来的所谓“政审”把关(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,已经开始操作此类事项,60年代以来所谓贯彻阶级路线,就将升学的大门逐渐关闭),一些出身地富或家庭政治历史复杂的学生,照样可以被考取,不受什么影响。这也是那一时期教育公平性的一大表现。
60年代的“教育革命”对教育事业造成极大伤害,教训惨痛。
张汉珍是1958年进入大学的。暑假之后,反右派斗争刚结束不久,“大跃进”像一把烈火席卷了九州各地,工业、农业,社会生活各个方面,无不受到冲击,大学也备受摧折,苦不堪言。首先,它颠覆了教育的正常规律,将教育的主客体关系颠倒,把教育内容搞乱,学校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运动把师生赶出课堂,抛掉书本,放弃知识,在社会大课堂经风雨见世面,增长知识,将学生变成普通劳动者。张汉珍说,他大学上的第一堂课,不是在教室里,是到海河工地上,参加重体力劳动。头顶烈日,面迎海风,喝的是又苦又咸的苦水,晚上睡在荒草野滩的帐篷里,脚下是沼泽地,一踩就冒出水来。他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,大干了二十多天。海河劳动是他入学的第一课。他说:“由于劳动强度大,一天吃五顿饭,一手抓起五个大馒头就往嘴里塞。”可知艰苦程度。他是数学系的学生,但数论不在教室里讲,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这还不算,他不久又下到了工厂,不管懂与不懂,跟着机器轮子转,思考如何“革新”。当时《河北大学校刊》报道,数学系在天津手表厂参加革新,把某个关键系数给解决了,手表的准确率提高了许多。后来证明,这是一条“假新闻”,一道“纸上谈兵”的验算题。张汉珍提起这一时期的学习情况时,说了这么一段话:“现在回忆起来,我读的政治理论书籍很多,有《毛泽东选集》、马列着作、哲学等书,特别是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,学过多遍,几乎能够背诵下来。”而专业课呢?他却没有在文中提及。曾有人做过一项专题调查:1958级大学生,由于受时政影响,只顾政治运动、参加社会劳动,却削弱专业课学习时间,本科生多达到专科水准。因此,他们自称是被“工农化”了的一代,业务“先天不足”。当然,有些人经过后来的努力,也获得了成功,那是很难得的特例了。
后的画卷:一个教育战线上的“扶犁人”
天津57中,前身为天津女二中,1939年建校,是市里为数不多的重点校,名师满堂,盛名久远,早的校长是着名诗人鲁黎的妻子王曼恬。一场“文化大革命”使得该校元气大伤,到了上世纪80年代,它已败落为河北区的二、三流学校。1981年,张汉珍从10中调到这里,两进两出,先后待了23年,从中层一直做到校级领导“一把手”,大刀阔斧,整顿与改革教学,随之建立起许多新的规矩。在他的领导下,学校全体师生凝聚力量,励志苦干,顽强拼搏,一年一大步,三年大变样,终于使这所老学校焕发青春,重塑辉煌,一跃成为全市的重点中学、市级三A学校,和已经先行的2中、14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,很快,又“领跑”在前,居于全市名校之中。
那么,他怎样使这所一度沉寂的老校重塑辉煌,既赓续传统又超越传统,并绽放出新的光彩,开创新的局面?
他在离岗退休座谈会上,已做了回答,他说:
就我自己而言,一靠我的为人;二靠我的实干。如果有人称我是“傻子”“傻校长”,我会愉快地接受。可以说我傻干了大半生,实干了大半生,但我不后悔,而且非常庆幸我有这种傻劲儿,这种实干精神。有了这种傻干实干才有我的今天。因此,我心里非常坦然,有一种知足感\满足感甚而幸福感。
的确,人格魅力与实干精神,是他成功的节点。少说多做,以身作则,深入一线,拼命实干,是其一贯作风。比如,他狠抓教学,一年听课就达126节,每个老师、每个学科,都悉知备详,做到心中有数,像这样“接地气”的领导,此前无多。为了精细管理,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,他像战士坚守阵地一样,以校为家,吃住在校,常年“泡”在这里。
“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”,张汉珍是懂得政治的人。作为一个管理者,他率先垂范,做好表率,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,无怨无悔,吃得天下苦,不谋个人一点私利。学校的教师们称赞他是一个“专为别人争得荣誉,偏偏自己不要一点荣誉”的人。在他执政的几年里,57中得了很多的荣誉:2人获“国家级”优秀教师称号,1人获得天津市普教高奖“播种太阳奖”,3人获得市级特级教师,
21人获得市、区级学科带头人,等等。此外,全市年轻的特级教师出自57中,河北区教育局的局长、书记,冉冉升起的两颗“明星”,也是从57中走出来的。这些,无不与他的大胆扶植、培养与举荐有关。
老张在教育战线工作四十多年,对教育规律深有认识,在办校过程中,他尊重教学规律,善于学习,把握动态,适时地创新发展。梳理一下他的教育理念,大�s有下列几点:
其一,学校不只是向学生灌输知识,还应对学生进行素质与能力教育。“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”,所以,素质教育必须放在重要位置。他在双建中学搞了许多实验,都证明了这些。
其二,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教育不是替代,而是启发。所以,任何时候,好的教师都是自觉的“退出者”,教师与学生,主体是学生,客体是老师。所以,要转变教学方式,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才是主要的,才是教改的关键。他进行的“互动式”教学、“讨论式”教学、“启发式”教学,都是很好的教改探索,比较成功。
其三,实行“名师制”,这是尊师重道、以老带新,薪火传承的有效方法。他敢于旗帜鲜明地推开,并落到实处,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。如,他对及树楠、李寿康、陈大有等人的大力表彰,效果非凡,影响深远。
其四,教育是爱,是普洒阳光,老师关爱学生,不放弃一个学生。他是这么做的:他关心神童学生,也援救生活极其贫困的学生,使每一个学生都有了信心,都充满希望,都拥有美好的前途。
当孝子、做严父、不愧好丈夫,家庭教育是楷模。
张汉珍不仅是称职的好校长,还是在家庭教育上的模范。他说过:“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首先我有一个好老伴儿,疼我、爱我,无微不至地关心我,全力以赴支持我的工作,为此她承担了全部家务,我取得成绩的一半是属于她的。更值得我自豪的,是我的两个好儿子,他们学有专长、事业有成,是杰出的海外归来的高科技人才。”
他的两个儿子上学时成绩特别优秀,随后分别考取国内名牌大学清华、同济,毕业后又自费留学,学成后回国,各自创办了自己的公司,干得都很出色,可以说,是学有所长、事业有成的一代。他们的成功,当然是他们的天资聪颖、艰苦拼搏的结果,但与父一辈潜移默化、身体力行的教育与影响也是分不开的。
在家庭教育中,人格精神的培养,如何做人,至关重要。孩子们的学习成绩,不需要父辈过分操心。因为,他们的学习习惯,善于自学,已经掌握了。这都是一开始就教给他们的。然而,成绩好的学生,没有一个好的性格、人格,将来事业未必能成功。这一点,张汉珍意识到了,他很小就告诉孩子,要学会做人,做一个善良的人,一个助人为乐的人。他的上学经历,使孩子们懂得艰苦奋斗、发愤读书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。榜样的力量,激励着下一代,长子张磊从家徒四壁、贫穷可怜的家景里,悟出父亲人生之路与求学之路的不易,这对他的海外求学,在困境中拼搏,战胜一切困厄很有帮助,这来自父亲的精神支撑。次子张鑫,也是出类拔萃,在清华读顶尖专业,再到德国留学,立志攻克语言关、专业关,用短的时间,拿下别人几年都拿不下的成果。特别是在困难的岁月,靠自己打工,养活自己和他的太太,其15岁的女儿考取美国好的寄宿高中,也是独自奋斗。张鑫认为,这是“父亲带给他的传统”,也是无言的教育。
苦难是一种教育资源,逆境造就人才。张汉珍的经历就是一本活的教材。正因有了这本书,才有了儿子的今天。
有一部书非常有名,叫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教育不是管,也不是不管,在于管与不管之间,类似于一种“守望”。它是不言而言,不说而说之,严而不苛,爱而不溺。张汉珍对于子女的教育,以及他对天津57中校风的把握,耐人寻味。
(作者为河北省作协理事,河北省文学学会副会长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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